伪满时期辽沈地面上监狱很多，曾经担任伪满司法部司法矫正总局局长兼司法部中央刑务官训练所所长的日本战犯中井久二亲笔写下的自供状称，伪满后期，有29所监狱、80余所分监狱、20余所代用监狱，每年的入狱、出狱人数约为10到20万人次。这个数字够惊人的。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连串死亡数字：1941年下半年，伪满洲国从中央到地方监狱的监狱收容者死亡总数为7135人，1942年全年死亡人数为16000人，1943年全年死亡人数为18000人，1944年全年死亡人数约20000人，1945年1月1日到8月15日死亡人数为11000人。除了部分被判死刑执行枪决或企图越狱逃走被枪杀，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因病死亡。

　　从1943年起，日本殖民者在奉天、哈尔滨、佳木斯、本溪、辽阳等地设立“矫正辅导院”，辽阳弓长岭“矫正辅导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至少400人死于此，约占总人数一半以上。

　　日伪陆军监狱的罪恶

　　沈阳当时有个著名的奉天陆军监狱，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所谓政治犯残酷压迫，大都投进奉天陆军监狱。可是有关奉天陆军监狱日伪时期的资料，迄今一点也没有发现。

　　奉天陆军监狱建于1925年，张作霖是为了整肃军纪，下令将沈阳大南门外的草料场(今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二段发展里9号)搬迁到大北门外，在草料场原址建起约十万平米的“军人监狱”。1928年12月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狠抓军纪管理，曾在“军人监狱”办了两期矫正军纪的训练班，主要是针对那些轻微贪污、克扣军饷、勒索百姓、战场失职、严重打骂士兵、聚众赌博等尚不构成犯罪的排级以上军官，每期6个月，期间不准回家，每天由宪兵团派人严格军训。

　　日伪时期，日本人将“军人监狱”变成了血腥的杀人魔窟。

　　1931年11月至1933年冬，奉天陆军监狱被日本人主要用来关押被俘的东北军士兵、公安队以及部分警察，共有千余人。1934年6月3日至9月28日，辽南义勇军著名领导人邓铁梅和妻子张玉姝，以及十几名邓铁梅义勇军骨干被关押在此。日本人在此杀害了邓铁梅，不久，张玉姝也被日本宪兵活埋在浑河北岸。

　　1936年11月，安东(今丹东)发生了“安东教师救国会惨案”。此案涉及安东省教育厅、安东县教育局、教育会以及凤城、桓仁、本溪等县的许多教师和知识分子，人数多达380余人。

　　伪满官员萧玉琛供诉，此案的主要人物计约二三十名，日本宪兵施以非刑拷问，逼迫他们承认所诬加之罪名，在他们被逼承认后，押送到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军法会审。萧玉琛被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命为临时判士，参加这次审判。

　　“某天在南关军法会审法庭开庭审判上述案件，在开庭时由审判长王冠美宣布开庭后，日系审判官一人开始审讯，我只听和看见一个被日寇折磨把腿打断的人说：我是桓仁满族自治县尖山子小学校长，诬我组织和参加抗日救国会议的罪名把我逮捕，用刑逼我承认罪名，把我的腿已经打断了一条。请法官好好想一想，一个人不会分成两个身，说我参加抗日救国会议那一天，恰是我正在参加县教育局教育会议那一天，我怎能够去参加抗日救国会呢?根本没有的事情，我们太冤屈了，请法官加以考虑……恍惚记得判处死刑者六七人，无期徒刑者三四人，其余的是由十五年到五年各等有期徒刑，少数释放者。”

　　“安东教师救国会惨案”涉及人员除在各地被日本宪兵折磨致死的，其余“涉案人员”全部关押在奉天陆军监狱，也有被判刑后转往抚顺监狱看押的。

　　1945年，苏军接管了奉天陆军监狱，用来关押一般的日本战俘。1946年春，由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军法处管理，用来关押解放军战俘和从解放区抓捕来的区委和农会的干部。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这座监狱由沈阳市军管会接收，初期关押国民党战俘，到1956年夏天，监狱交由沈阳市民政局接管，改造为民事收容所。可是这座监狱所经历的日伪时期的资料全部亡佚，保守估计，东北沦陷14年间，奉天陆军监狱关押的政治犯数量，大约3000人左右，有近千人被秘密杀害。

　　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监狱革命斗争史研究专家张大庸，曾经采访过1948年11月接管奉天陆军监狱的原沈阳军管区几个老同志，他们当时听原办事员讲，1945年六七月间，日本人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便销毁了大量有关奉天陆军监狱的档案、文件、审讯录、照片等，一些较为重要的资料也全部运往日本国内。